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小冉，12岁，回族，四年级。她的父母在水城打零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待个两三天就走，平时除了帮59岁的爷爷干农活外，还要照顾不会走路的弟弟。 她的梦想是当老师。 周岗峰/摄
2004年，在湖北荆门农村老家，她好好地正上着小学三年级，一夜间家门口的小学“蒸发”了。她被一个把颠得麻麻的“麻木车”，带到镇里的学校。这个当时不知道 “撤点并校”为何物的姑娘，和很多村里的孩子一起，“被寄宿”了。
当时，多数学校还没为突然到来的寄宿大军准备好，学生居住的宿舍“挤、险、臭、难、秃”。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寄宿学校依然没做好准备：孩子住在校外，安全受到威胁。
像大多数寄宿的学生一样，林婉莹还叠加着一个身份：留守儿童。5岁时，父母就离家，由祖辈照顾她。
如今，留守一代“林婉莹”们多数已进入大学或开始工作。很多个“林婉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寄宿不仅是他们的青春记忆，也“滴灌”式地影响着今天，甚至有可能影响一生。
林婉莹来到镇上新小学时，学校在小卖部边上临时弄了两个房间，连厕所都没有。等到后来寄宿的学生更多了，学校才想法修了个院子。“有的寝室能摆10个上下铺。”
林婉莹一开始还觉得新奇。但成年后，当时的寄宿小学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伙食不太好，卫生也不太好，很多女生一星期洗一次头，头上长了虱子。
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像林婉莹这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有3276.51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21.85％。
这样普遍的寄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奇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调研中观察到，目前寄宿制学校的硬件与本世纪初相比，多数得到了很大改善。多数学校的“条件特别好，钱用不完”，有的中学条件甚至堪比大学。
但是学校硬件提升仍有空间。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不一样的成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中，一半以上（53.3％）的留守儿童居住在8人以上的房间，近两成（18.9％）留守儿童表示不能够确保一人一床。
林婉莹所就读的小学，之前没有接收过寄宿生。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张在城里的床，是家长当时的主要任务。
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家长将寄宿视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自200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陆续推行政策，使得各地农村学校在寄宿上实行全免费或给予寄宿生生活费补助，使得寄宿对一般家庭不构成经济负担。
在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学者李涛对四川的调研中发现，随着学校上移，如何能在寄宿学校中争得一个床位，变成了家长间资源和人脉的竞赛。
相比崭新的教学楼、标准的操场，很多学校对学生营养膳食、课余活动、心理辅导、卫生条件等方面的重视远远不够。
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一名生活教师，而公益组织歌路营在调研中发现，小学阶段生活教师与住校生配比大约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河北某地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是1∶336，部分地区是1∶700。
很多宿舍没有窗帘和储物柜；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有老师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住校生“职业病”突出。有机构在湖南一地为农村寄宿生进行过一次体检，发现学生们得4种病的比例高：皮肤病、蛀牙、中耳炎、扁桃体炎——前两种病是因为卫生条件跟不上，后两种病则因为孩子们有个感冒发烧的都会硬扛过去。
还有寄宿生的睡眠问题。根据山西一所高校对800名中小学寄宿生的调查，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38个小时。而歌路营在重庆的调查也显示，寄宿生睡眠状况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里容易醒。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生郭磊大学毕业后拍了几部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有人说，这些片子不仅是献给留守儿童，也是纪念和致敬他自己的过去。
初一他到镇里读中学。寄宿的一个寝室三四十人，上下铺连在一块。两个人一张床，疾病会互相传染，特别是皮肤病。冬天特别冷，洗头有凉水。洗澡，就是站外面洗。
初二郭磊去县里读书，一个年级十几个班，一个班110多人。上厕所都排长队。
阳光不好，屋子很潮，没有桌椅，床板吱吱呀呀地叫，宿舍门不太好，柜子门坏了也没人修。有一次宿舍灯泡坏了，孩子们不知道去哪儿报修。
林婉莹就读的初中是市里的重点中学。当时，12个初中女生挤在一间房间里。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晚上10点左右熄灯，中间的所有时间，除了吃饭，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
开学时因为想家，有人会在宿舍里哭，林婉莹说她“习惯了”。可她的内心仍然渴望家人的陪伴。一次在上班主任的英语课时，林婉莹一直出神，对上课内容一问三不知。下课后她和老师说，爸妈回家了几天就走了。
林婉莹的经历并不特殊。四川泸州的魏冬回忆起自己的寄宿生活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期开学时，整个楼层的女孩子都在哭。
叶敬忠提到，寄宿让留守儿童和家庭造成了二次分离，原本父母外出的他们还有机会在爷爷奶奶怀中撒娇，但是因为寄宿，这样的温情时刻也被化解于无形。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今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6）》中，提出“父母撩拨效应”这一说法。父母与孩子的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
调查显示，由于“父母撩拨效应”，与父母每年见面3至4次及5至8次的学生的心理满意度既低于见面1至2次的学生，又低于见面9次及以上的学生。
一个叫小浩的9岁男孩，父母均在内蒙古自治区打工。当老师在讲解“九月九”节日由来的时候，小浩突然哭了，他说，父母来电话说，八月十五不能回家团聚了。
孩子的泪水也许是最不严重的后果。甚至有的“撩拨”“好意”成了压死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2014年1月20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歌路营调研发现，在心理方面，65.7％的寄宿学生抑郁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是全国城市中等水准的近两倍。
这种现象描述的是多数十三四岁、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叛逆、情绪易激动、易受外界影响、成绩两极分化严重、违规违纪频繁等，同时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
以学习成绩为例。八年级留守儿童上学迟到（49.8％）、逃学（8.7％）、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上问题没人帮助 （68.4％）……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认为，厌学叛逆的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八年级现象”更为明显。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长期从事寄宿儿童陪伴工作的“驻校社工”夏小绕观察到，当孩子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用恋爱填充单调的寄宿生活，甚至小学生也在“恋爱”。
林婉莹的初恋也在初二时到来。她觉得父母“迂腐、不懂我”，很少跟父母谈深层次的问题。与父母通话已变成她每周一次的“任务”。她最常听到父母说的就是 “少用点钱”。
在她心中，自己的朋友、男友比父母更亲。即便 “男朋友”只是一个互发短信、害羞地当面不跟对方多说话的同班同学。
但就此直接认为“寄宿会加重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是将寄宿的影响简单化了。在多位访谈对象中，很多人表示初中寄宿时跟同学玩得很开心、能抵消父母缺位。
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唯有八年级留守儿童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
他的研究表明，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锻炼了寄宿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变得更独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预防并缓解了其有几率存在的不良情绪和心理问题。
在成长报告中，目前正处于寄宿生活中的留守学生有着更正向的自我描述：更独立，动手能力更强、更乐于助人。但是同时，他们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更低。
初中来到市里，对林婉莹而言变化颇大。她是从这时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父母在身边”。
那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城乡差距”。城与乡，走读与住校，富与穷，折射在了她充满二元对立的描述中： “不住校有优越感”“住宿的都是乡下的，还是很听话的”“在学校里混的女生，都是市里面蛮有钱的，打扮就看出来”。
“学校上移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分层。”叶敬忠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去不了县城的，才留在乡镇。”
小学时，虽然到了镇上寄宿，但是“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初中时，到城市里的寄宿生给自己贴上了“外地乡下人”的标签。
初中阶段的农村留守寄宿生，尤其是初二、初三的留守学生，面临更加大的学业压力，对成长、发展、未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在思考的深度和复杂性方面大大超越了小学时期。
成长报告的数据展示：留守儿童随着年级增高出现了自我接纳下降的趋势；初二、初三的留守学生更缺乏生活目标；有近四成的初三学生常感觉自己不如别人。
但是这个年龄，他们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即便在一些小事上，他们也会感到恐惧，无依无靠。起初几次回家时，林婉莹不敢坐公交车去客运站，怕坐过站。“说了你不信，超大的十字路口，我和车一起过的，紧张得忘了走人行道。”
老师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对这些感到缺乏家庭情感关照的留守寄宿生来说，更加重要。
初二那年，林婉莹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喜欢体罚学生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曾在她不小心碰洒别人的牛奶、尴尬地笑了一下时，批评她“下作”。自此以后，讨厌他的林婉莹再也没听过物理课，初一那年刻苦追赶到班级第20名的成绩，也在初二一下子掉到了40多名。
发育的身体也困扰着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女寄宿生。比如林婉莹，因为胸部发育得比同龄女生更丰满，有一次在宿舍只穿了内衣时，一个室友说她“不知羞耻”“大胸难看”。
结果，班里人把这件事传开了，她感到难堪。那时她的男同桌还经常假装不小心去摸、碰她的身体。可在受委屈的时候，林婉莹还是很“怂”，不愿意向任何人求助，想办法自己解决。
她会做出反击。有一次，她抓住这个男生正在乱摸的手，抠掉他手上的冻疮伤口，让他流了不少血。但是，当不明真相的另一个同学问她为什么这样对他时，林婉莹回忆道，自己当时居然感觉自己做错了，还跑去医务室给他买创口贴。
当她说起这段经历的影响时，她提到，看男生，会觉得他们满脑子都是色情，不敢跟男生接触。在高中时，即使是班上公认的“小天使”班长，不看色情片的男生，向她借过的东西，她都觉得很脏，直接送给班长，拒绝收回。
但是这件事，她没求助过父母、老师，也没人跟她讲起过任何关于两性关系的线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两名女孩儿在下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8个摄像头使这所寄宿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状态之下。少年会故意用行为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托管班中，孩子们在吃饭。她们的父母大部分都常年在外打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